一、幸福城市信用社案例
幸福城市信用社是1992年經原中國人民銀行湖北省分行批準成立的股份合作制集體金融企業(yè)。1993年元月正式對外營業(yè)，至1999年3月該社宣布停業(yè)整頓時止，資產總額9.8億元，負債總額11億元，累計凈虧損1.4億元，資不抵債1.2億元。該社在經營活動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擅自變更法人代表，非法承包金融機構。二是非法跨區(qū)域在武漢設立攬儲網點，累計吸收公眾存款24.4億元。三是非法刻制多套印章，從事欺詐性融資活動，獲取資金達6.78億元。四是嚴重違規(guī)經營，累計違規(guī)高息攬存28.4億元，多付利息1.79億元，違規(guī)拆借累計11.73億元；違規(guī)從事證券回購9.78億元；違規(guī)賬外經營累計發(fā)生額31.05億元。
二、銀橋城市信用社案例
銀橋城市信用社于1992年11月28日正式掛牌營業(yè)，由于該社存在管理體制不順，貸款質量低下，資產變現難等問題，最終被停業(yè)整頓。主要表現為：一是支付缺口大，在不考慮提前支取的前提下，該社1999年4月底支付缺口高達1.2億元。二是信譽驟降，存款急劇下滑，從1998年4月開始該社已不能及時兌付到期儲蓄存款。三是資產變現難，到1999年5月，該社貸款的89%為不良貸款，依法起訴7580萬元，執(zhí)行到位的僅150萬元。
三、上述兩例中小金融機構經營風險產生的直接原因
（一）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
一是信用社法人地位遭到踐踏。幸福集團在取得幸福城市信用社的絕對控股權后，在未報金融監(jiān)管部門審查的情況下，擅自任命總經理和決策顧問，并規(guī)定其每年要為集團籌資4億元，信用社實際上變成了幸福集團的一個“籌資部”。二是治理結構不完善，三家信用社只設立了總經理一職，沒有按規(guī)定設立監(jiān)事機構，不能形成對總經理權力的有效制衡，使總經理權力過于膨脹。
（二）內控制度建設不完善
幸福城市信用社對幸福集團的貸款，無合同、無臺賬，貸款經多次轉期未登記。詐騙犯周明容從商聯信用社拿走多本空白存折，其間無任何登記。
（三）違規(guī)經營
一是違規(guī)高息攬存；二是違規(guī)辦理證券回購業(yè)務；三是隨意篡改會計信息資料；四是違規(guī)發(fā)放貸款。雖然違規(guī)經營使經營者獲得了暫時的利益，卻背上了巨額的財務包袱，在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時，資金鏈條中斷就導致了擠兌事件。
（四）監(jiān)管乏力
一是從方式上看，單項檢查居多，對被監(jiān)管對象存在的問題缺乏全面的了解。二是從效果上看，查出的問題往往是以罰代管，而且被監(jiān)管對象往往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監(jiān)管者也未進行追蹤檢查。
四、中小金融機構風險產生的深層次原因
（一）金融機構的信用基礎逐步發(fā)生著市場化演變
計劃經濟時期，金融機構由國家控制，代表的是國家信用，居民對金融機構的信用深信不疑。在金融體制改革進程中，金融機構逐步市場化，逐漸由國有轉變?yōu)槎喾N所有制并存的形式，金融機構的信用基礎已經逐步實現了市場化演變。一些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不善，甚至出現了嚴重的支付危機，降低了公眾對金融機構信用的認可度，在客觀上弱化了中小金融機構的信用基礎。
（二）中小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結構改革滯后于市場化進程
中小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積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企業(yè)改革先于金融改革，企業(yè)危機轉嫁于銀行的結果，是外部的社會經濟風險在金融領域的堆積。但外部風險之所以能夠侵襲中小金融機構，關鍵還在于中小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結構改革相對滯后，法人治理結構中所有者長期虛置，在虛置狀態(tài)下建立的激勵和約束機構蒼白無力，難以抵御外部非市場因素的干擾和沖擊。
（三）社會公眾金融風險意識未緊跟市場化發(fā)展
市場化發(fā)展帶來了市場化競爭，由于資金的稀缺性和趨利性，金融機構的競爭顯得更加激烈。金融機構風險的爆發(fā)，金融機構管理不善固然難辭其咎，社會公眾的風險防范意識薄弱也是重要原因。公眾主要有兩種不理性心態(tài)：一是貪圖高利而忽視風險；二是缺乏對風險應有的心理準備，盲目跟風的行為易造成擠兌現象，從而導致金融機構風險加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