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金融市場有能力區(qū)分不同國家不同的宏觀經(jīng)濟條件。這就是為什么歐元區(qū)內(nèi)部的利差在不斷擴大，德國和北歐國家因較低的借貸成本而收益，“問題國家”則在經(jīng)受高風險溢價的懲罰。
對于歐債危機的解決方案，更多關注如何救助出問題的成員國財政狀況，特別是歐洲央行計劃大規(guī)模購買那些國家國債的方案。事實上，IMF和其他機構幾乎每天都在警告我們，如果不大幅擴大援助行動，歐元將保不住。
對某些人來說，持這一立場是因為他們可以從購買計劃中得到好處。債權人顯然通過支持援助債務國從而保全自己。許多政治領導人也歡迎正式的危機貸款，因為這樣可以緩解對他們的市場壓力。另一方面，那些言必稱“傳染”和“多米諾效應”的人，他們暗示金融市場失去了理智，已成為一劑毒藥，當它們受到干擾時，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幸免。這樣的言論引起了人們的恐慌，一旦對某個國家喪失了信心，其他國家都得跟著遭殃。
順著這一邏輯往下推，唯有依靠強大的對抗性力量——比如大規(guī)模正式干預——才能讓金融市場的貪婪鏈條停止傳動?！坝没鸺诿闇蕷W元”、“生死存亡之秋”等言論甚囂塵上。但金融市場充其量只是焦慮，絕不是失去理智。金融市場有能力區(qū)分不同國家不同的宏觀經(jīng)濟條件。這就是為什么歐元區(qū)內(nèi)部的利差在不斷擴大，德國和北歐國家因較低的借貸成本而收益，“問題國家”則在經(jīng)受高風險溢價的懲罰。
另一個相關謬論是改革只能收獲長期效果的觀點。這一錯誤觀點使得人們認為，要想短期內(nèi)影響飆升的政府借貸成本，唯一的辦法只有援助。事實上，合理的結構性改革既有長期效果，也有短期效果。比如，你不需要等到養(yǎng)老金改革徹底完成就能看到政府債券收益率的下降。市場不僅會對改革的實施做出反應，也會對可信的改革公告做出反應。
深受金融危機危害的國家說明了改革的影響力。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國2009年時經(jīng)歷了國債收益率的飆升，但隨后就快速回落了。而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的結果就要復雜得多。希臘和葡萄牙債券的收益率飆升，愛爾蘭的收益率直到最近才開始上升。
其中的差別，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這些國家在改革方面的程度和結構的不同來解釋。合理的改革能夠產(chǎn)生信心和增長。危機貸款可以為一國贏得應對時間，可以阻止銀行部門危機，但不能代替改革。援助必定會造成道德風險，因為這減弱了實施能避免未來壞結果的改革的激勵。從某種程度上講，危機貸款用來自專家和債權國政客的壓力代替了來自金融市場的壓力。
在計劃中的歐元區(qū)援助行動中，最令人矚目的莫過于歐洲央行大量購買問題國家債券的建議。這一辦法的鼓吹者拓展了“最后貸款人”的概念，認為向商業(yè)銀行提供流動性與向政府提供融資效果是一樣的。他們還說，如果不援助，就會發(fā)生“災難”。他們援引美聯(lián)儲、英格蘭銀行和日本銀行所采取的類似政策作為例證。
雄辯不應影響對不同選擇方案的審慎分析。有證據(jù)表明，量化寬松絕非免費午餐，盡管可以在短期產(chǎn)生潛在好處，但隨后無一例外地導致了成本和風險。在日本，量化寬松是經(jīng)濟改革和重組被推遲的原因之一，因此影響了較長期的經(jīng)濟增長，放大了財政困境。在美國，量化寬松并沒有避免2008年-2011年的經(jīng)濟減速，而2011年的通脹數(shù)字也將高于2007年。在英國，經(jīng)濟增長速度甚至更慢了，通貨膨脹倒是大大提高。此外，這些國家的量化寬松還助長了世界經(jīng)濟的資產(chǎn)泡沫。
因此，解決歐元區(qū)危機的關鍵在于各盟國采取合適的結構性改革。事實上，經(jīng)驗表明，除此之外沒有替代方案。
